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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半夜独醒着对着后半生moran 01 luglio 恶搞的中国历史,你看得懂几何?按:据说这是一个老帖子了,但相信有不少人也是第一次看到。
盘古说:我开;女娲说:我补;共工说:我撞;神农说:我尝;精卫说:我填;夸父说:我追;后羿说:我射;嫦娥说:没射着!
黄帝说:我们做什么;尧说:我让;舜说:我也让;禹说:咱爷们怎么办?启说:让他们球! 桀说:好玩;汤说:造反有理了;夏亡了…… 纣说:痛快;武王说:我也反了;商亡了…… 幽王说:点火;褒姒说:刺激;周也亡了……
干将说:我铸;专诸说:我舞;荆柯说:我刺;赢政一躲:没刺着…… 始皇说:我修;姜女说:我哭;陈胜说:有种;项羽说:我举;刘邦说:我斩;秦亡了……
孔子说:我仁;孟子说:我义;老子说:我无为;庄子说:我逍遥;韩非子说:把他们全抓了。张良说:我出谋划策;韩信说:我统帅三军;萧何说:我运筹帷幄;高祖说:老婆,怎么办;吕后说:全喀嚓了。文景说:我治;武帝说:我兴;光武说:我中兴;献帝说:我说了不算。 张骞说:我通;班超说:我也通;苏武说:通个屁!卫青说:我打;霍去病说:我也打;李广说:我还打;昭君嫣然晕笑,遂天下太平。
董卓说:我势大;吕布说:我人帅;貂婵说:你们俩谁厉害。董卓完蛋了。曹操说:快帮我脱鞋迎老许;刘备说:快给我牵驴来访诸葛;孙权说:周郎自有妙计安天下;周瑜说:加油,烧死老曹;诸葛说:天下三分,人人有份;司马昭说:向刘备同志学习;晋开始了。司马迁说:要想成功,不怕被宫;班固说:我要出书;司马相如说:一首赋稿费一千;曹操说:抄家伙我要赋诗;曹植说:命题作文有何难;孔明说:我要写道动员令;陶潜说:你们累不累呀。遂卷铺盖回家了。
朱温说:我同花顺;萧道成说:我一条顺;陈霸先说:重新洗牌…… 杨广说:去扬州观花;李渊说:消来公费旅游;李世民说:魏征,你的意思;李治说:老婆,你的意思;武则天说:那还不如我说了算;薛刚说:反了你了!骆宾王说:鹅肥;王勃说:情深;李白说:酒美;王维说:景幽;孟浩然说:风流;杜甫说:屋漏;白居易说:抱想琵琶唱OK;李商隐:我没话说了。柴荣说:三武废费有我一份;赵匡胤说:今年流行黄袍子.。寇准说:带上瓶醋谈判去;李刚说:保家卫国;徽宗说:没保成;钦宗说:我想回家;金兀朱说:没门…… 赵构说:把姓岳的抓了;岳飞说:我有何罪?秦桧说:也许有…… 陆游说:我要死了;文天祥说:死得好,我为你喝彩!完颜说:金大;耶律说:辽大;成吉思汗说:大你个球!忽必烈说:亚欧大陆我说了算……
朱元璋说:高筑墙;建文帝说:孙承祖业;朱棣说:我找我爹;严嵩说:清史留字;崇祯说:袁崇焕,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李自成说:歇会,找个小姐来;吴三桂说:敢泡我老婆;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
顺治说:爱江山更爱美人;康熙说:江山好管儿子难教;雍正说:说我狠,我就狠给你们看;乾隆说:我爹是谁;嘉庆说:和坤是我爹留给我的遗产…… 施耐庵说:天罡盖地煞;罗贯中说:曹刘震河腰;吴承恩说:全盘西化;曹雪芹说;读书人的事能算淫么;蒲松龄说:我是另类我怕谁?林则徐说:我销;洪秀全说:我反;康有为说:我变;孙中山说:看我的。慈禧说:木偶戏你当好演呀;李连英说:有奴才伺候;李鸿章说:九亿白银,小意思;袁世凯说:窃国者为诸候? 数归——IBM 狗的问题据说是 IBM 的面试题:
村子中有50个人,每人各有一条狗。这50条狗中有若干条病狗。于是人们就要找出病狗。每个人可以观察其他的49条狗,以判断它们是否生病,只有自己的狗不能看。观察后得到的结果不得交流,也不能通知病狗的主人。主人一旦推算出自己家的是病狗就要枪毙自己的狗,但没有权利打死其他人的狗。大家每天出来观望一次。第一天,第二天都没有枪响。到了第三天传来一阵枪声,问有几条病狗,如何推算得出?
这个题如果直接口头推导,有些繁琐,诉诸数归就比较简洁~
=================================== 先给出引理:如果存在 n 只病犬,必在第 n 天被杀。
下面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① 令 n = 1(存在 1 条病狗)
对于病犬主人,第一天,能看到49只正常狗 因“必有瘟者”,断定自己的狗为瘟者,杀之 所以,当存在 1 条病狗时结论成立 ② 假设病狗数为 K 时,必在第 K 天被杀 ③ 病狗数为 k+1 时
第 K+1 天,因前 K 天未杀狗,根据 ② 知病狗数 > k 而此时每个病狗主人已看到 50-(K+1) 条好狗, 且主人能看到 K 条病狗(自己的一条看不到),所以病狗数 <= K+1 由此得知病狗数为 K+1 因有看到的只有 K 条,故断定自己的狗为病狗,可杀之 所以病狗会在第 K+1 天被杀 由 ①、②、③ 可知“如果存在 n 只病犬,必在第 n 天被杀”结论成立。
因该结论为可逆命题,故得出:如果在第n天杀狗,必存在n只病狗。
所以原题中第3天杀狗,定存在3只病狗,故杀死3只狗。 解毕。 27 giugno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真希望能这样读研究生... 1. 不停地念书 从本科进入研究生阶段,对一个全然陌生的探索领域,我认为应该不停的念书、不停的报告。虽然开始的时候难免很多都读不懂,或是沉溺于细节不能自拔,进而失去全景,导致见树不见林,或是被那些英文困住,而忘记全局在讲什么,但是到最后就会不知不觉地知道这个领域有些什么。藉着经常的报告,老师可以讲述或是帮忙理清其中的精华内容,经由老师几句提点,就会慢慢打通任督二脉,逐渐发展一种自发学习的能力,同时也知道碰到问题可以看哪些东西。这样子,在长长的书单和漫长的训练之后,即使有一天不再研究它时,发现自己仍然有自我生产及蓄发的能力,因为已经知道这个学问大概是什么样的轮廓,碰到问题也有能力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料。 2. 有所取舍,构建自己的知识树 要有一棵自己的知识树,才能在那棵树挂相关的东西。大学里各类课程接触不少,四年下来对某些方面也约略会有较深的印象,此时若能多加整合,就会呈现个人知识树的大致模样。斫其旁枝,育其主干,进而在上面挂东西,最终可以摘到果实。不挂不相关的东西,勉强附在上面的东西也要舍得舍去。再随着对问题理解的加深以及对关心的领域的拓展,让这棵知识树主干和枝叶都努力发展。 3. 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 近代思想大师林毓生院士在对青年学生建议时说:“只有一点,就是那重要的五、六本书要读好几遍。”林毓生先生是海耶克等几位思想大师的学生,他所受的训练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精读原典。虽然我们不可能只读那几本重要的书,但是那五、六本书将逐渐形成个人知识树的主干,此后的东西要挂在上面,都可以参照这一个架构,然后把不相干的东西暂放一边。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我们不可能读遍天下所有的好书,所以要学习取舍,了解自己无法看遍所有有兴趣的书。 4. 掌握工具 掌握语言与合适的工具。一定要有一个语言能够非常流畅的阅读相关书籍,这是起码的前提。一旦这个工具没有了,视野就会因此大受限制。其它的工具,不管是统计、计算或是其它的任何工具,也一定要多掌握,因为将来没有时间再把这样的工具学会。外语学得最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像现在我们对中文一样,读、写任何文章都能带着三分随意。 5. 留下时间,精致思考 无论多忙,也要每天给自己保留一些思考的时间。好好思考、慢慢沉淀,在被很多材料和枝节淹没的时候,适时跳出来想一想,所看到的东西有哪些意义?这个意义有没有广泛连结到更大层面的知识价值。 台大有个“傅钟”每小时钟声有二十一响、敲二十一次。这是因为傅斯年当台大校长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一天只有二十一个小时,另外三小时是要思考的。”所以叫二十一响。对我们来说,三小时可能太多,因为研究生是非常忙的,但至少每天要留个三十分钟、一小时思考,想一想这一天都看到了什么?学习跳到比所见的东西更高一点的层次去思考。 6. 用两条腿走路,练习培养自己的兴趣 做研究生的时代,固然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学业上,探索需要探索的那些问题,但是也得学习培养一、两种兴趣。就像我们的人生是两只脚,我们不是靠一只脚走路。很多人后来会发现他的右脚特别肥重,也就是因为忘了培养左脚。很多很有名的大学者最后都陷入极度的精神困扰之中,就是因为他只是培养他的右脚,他忘了培养他的左脚,他忘了人生用两只脚走路,他少了一个小小的兴趣或嗜好,用来好好的调解或是排遣自己。 这样,在科研每每进展极其艰难的时候,仍然不至于全然绝望。 7. 责任感,以及罪恶感 历史学家王汎森曾经说,“做一个研究生或一个学者,有两个感觉最重要——责任感与罪恶感。你一定要有很大的责任感,去写出好的东西,如果责任感还不够强,还要有一个罪恶感,你会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好好做几个小时的工作的话,会有很大的罪恶感。” 除非是了不得的天才,不然即使爱因斯坦也是需要很努力的。很多很了不得的人,他只是把所有的努力集中在一百页里面,他花了一千小时和另外一个人只花了十个小时,相对于来说,当然是那花一千个小时所写出来的文章较好。
08 maggio 堕落的老派遗少[访谈]董桥:堕落的老派遗少
2007-04-23 14:16:58 来源:南方都市报 看过董桥文章的人,往往会在心里勾勒出他一个文人气十足的“遗老”形象。然而他也是一个干练通达的现代商人,安排起时 间和事务来井井有条,说话直接明了。只有在聊过去的老故事时才流露出他的沉湎和快乐,骨子里仍然是个文人。
董桥的最新散文集《故事》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容关乎他收藏的古玩,古玩背后那些文人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古雅
的文字里充满了对“过去好时光”的浓浓眷恋。目前仍然用笔在纸上写作的董桥,声称自己最好的文章永远是下一篇。尽管身上融
合了中西古今的太多种元素,董桥最终却概括自己是一个老派的纨绔子弟,自嘲中不无得意之色。
我四十几岁时写的现在看了都脸红 南方都市报:《故事》的这些文章都是你的报纸专栏文章?
董桥:对。我这些年收到一些字画、古玩,每样东西都让我想到相关的小经历、小故事。我不是王世襄,不好从很学术、很
专业的角度去写文物,所以主要写它跟人的关系。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写散文,对我可能是一种实验,可以写出一点味道来。现在
看以前那些文章,我都不会觉得满意,每写一个新的东西都是一次超越和挑战。写作是很痛苦的。
南方都市报:你不满意以前的作品?比如现在读者最喜欢引用你的那些关于女人和读书的句子……
董桥:哎呀,就是那几句,引了多少年,几百万次了。什么中年是下午茶,女人和看书,我现在看了都脸红。那是我四十几
岁时写的,年少无知啊,现在还整天引来引去,好像董桥就会写那几句,这是很糟糕的。我是发誓不能再写那种东西了。要写那
种东西太容易,一天写三四篇都可以。要玩一点小聪明是很容易的。
南方都市报:你写文章的时候会反复修改,推敲每个字句吗?
董桥:不是,字和句子没有问题,关键是构想整个文章怎么铺排法。比如《故事》的前面有个楔子。那真是发生在我人生一
刹那里的一个景象,我陪沈茵去看古董,我就一直鲜明地记得这样一段很小的故事:那一天的情景,那个女人多美,她刚刚离婚
,那种眼神,我都记得。写那样一个故事,一个大家族的背景就带出来了。我要考虑的是,一千五百字、两千字的文章,要讲那
么多东西,我怎么铺排它。我会试想把它译成英文,外国人看了觉得怎么样,如果觉得哎呀怎么那么肤浅呢,没什么新的意念新
的感觉,那就不好了。
南方都市报:你会在脑子里尝试把它译成英文来看?
董桥:对,我会。因为写给中国人看是一回事,把它译成英文给外国人看是另一回事。我在英国呆了八年,英国人也玩古董
,他们怎么写古董、写古书,我看了很多。我就想,哎他们这样写,那我一个中国人,应该从哪个门进去才对呢?但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不觉得满意。
不说的技巧多过说的技巧,不写的技巧多过写的技巧 南方都市报:有人说“董桥的风格来自他学贯中西的知识背景”。
董桥:哎呀,学贯中西是绝对谈不上了。只是我的经历、学历一直都是一半中文,一半外文的。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六十年
代在台湾上大学,之前在南洋长大,印尼和新加坡我都呆过。南洋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中国传统的地方。那里保留的传统的东
西太多了,我们住的房子也是老中国的那种房子,阴森森的。然后在城市的另外一些区又住的是荷兰人,还有一些区是英国的。
你说,我从小就在这么不三不四的地方长大,一下中一下英,乱七八糟的,所以我的文章肯定跟人家不一样了。
我觉得一个作家很需要懂一两种外语。因为你多懂一种语言就等于书房多开了一扇窗户,让你看到外头的景象;再多一种就
再多一个窗户。看人家多了回来看你自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当然也不是说不懂外语的人就写不好,有的人天分很高。可是
一个比较普通的、一步一步修成的作家,多懂一门外语真的是一个财富,他对环境、社会、世界等等的看法都会不一样。我应该
承认我的写作风格就是这样来的。
南方都市报:在英国的经历对你的影响呢?有人评价你的文章有英式essay(随笔)的风格。
董桥:英国人比中国人含蓄、保守,很多东西只是点一点就完了,不会挖得那么深。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也是这样,总是要隔
着一定的距离。我写文章无形中就受到这种人生规矩的影响,我的文章不会写白了,完全点明了。我觉得随笔或者散文应该有含
蓄的味道,让读者自己联想的空间比较大。文章真的是一种不说的技巧多过说的技巧,不写的技巧多过写的技巧,你写出的东西
背后人家能联想到的多,那你就高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文章都是应报纸的专栏而写的,要受字数和时间限制,会不会觉得展不开手脚?
董桥:起初会觉得有点受限制,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练到你要我写多少字我就写多少字。我的句子是怎样出来的?我是弹
钢琴的,小时候弹古典弹腻了,后来弹爵士乐。爵士不像古典乐那样节奏受限制,它完全是很即兴的,行云流水地把感情“飘”出
来就行了。那种旋律,跟我写文章的时候默默读出来的那种节奏是配合的。我讲不出原因,但我感觉那种音乐感在我的心里,就
应该这样写。音乐跟我造句的关系很大,我的句子比人家长,我觉得不要让句子断掉比较好,十八个字就比八个字好,完全是一
种感觉。
还有人说,董桥的文章里夹杂很多英文,讨厌得很。可是我没办法改变,也是因为音乐感。要加上原来的英文,因为我觉得
这样读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过去的氛围就像章回小说 南方都市报:你受到西方文化那么深的影响,为什么又那么迷恋中国传统的东西呢?
董桥: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住久了,就会感觉到,你到底是一个陌生人,你在他们的社会和国家里面永远不是他们的一分子。
那么你就会想到自己的身份,比你住在中国更强烈更强烈地想到自己的身份。就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写的文章完全西化的话那就
没意思了,必须要有自己的个性,自己民族、种族的个性才行。为什么我自认是“文化遗民”呢?因为四九年之前是我成长的年代
,民国时代的女孩子很漂亮,跟现在女孩的漂亮不同,民国女孩的漂亮是很含蓄的,像宋美龄、宋庆龄、刚刚去世的郁风、台湾
的林海音,都是。我在这种气氛里长大。那时的男人也是民国男人,三妻四妾的,大男人主义都还在。我是那一代的人。
南方都市报:你跟传统文化和古董的接触也是很早了?
董桥:很早。小时候在家里,我的父亲、大哥、舅舅啊,全部都是民国和清朝的遗少遗老,他们都喜欢古董,看他们抽鸦片
也很过瘾。现在会很怀念过去的氛围,那个气氛让你觉得就像章回小说。
南方都市报:有人评价你是延续了周作人小品文的传统?
董桥:可以延续一种精神、品位,但我的处理方式肯定要不一样。比如我要仿明清、仿传统的散文很容易,稍微努力一下,
一路这样写下来就可以写得很好。但即使我写得很好,能变成第二个周作人或者朱自清,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写散文不一定要很文学,散文最要紧的是知识,是一个人的经历,要把自己摆进去才是好文章。而且我们必须想出一种方法
,跟以前明清笔记或者五四之后新文学都不一样,一定要不一样才行。
南方都市报:那你对五四时期的散文是怎么看的?
董桥:五四后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比如说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好得不得了,其次张爱玲不错;朱自清我不大喜欢;周作人我起
初觉得很好,后来觉得他很造作,不好;钱钟书的文章很多学问;胡适文章很白,很清楚,那我就学他说道理。
可是,假如我跟着他们这样走的话,我文章里的味道会跟他们一样,我不想跟他们一样,但我也希望我的文章有一点点古雅
的味道,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变成现在的董桥了。我要想文言怎么插到文章里面去,英文也可以插进去。我绝对避免用四个字
的成语,因为它太顺太油,太现成了。比如风花雪月,人家一看这四个字就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而不是你要他有的那种感觉
。
南方都市报:苏雪林、梁实秋这些人对你的影响怎样?
董桥:对我影响很大。苏老师在我的学校(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教书,我在英文系读书。每天早上看她穿着黑旗袍、黑外套
,带着黑雨伞,笃笃笃走到教室去,每天如此,然后讲话声音甜美得像个少女似的,整天骂我们不用功,让我们回去看书。她没
有教我们外文系,但我整天跑去问她问题。
我也听过胡适之演讲。我的老天,那真是震撼。因为从小就看着他的书,突然那个人就站在讲台上,真是很妙。我讲个故事
给你听,他讲课那天天很冷,他在讲台上讲话,发现窗户没有关好,坐在窗子下面的都是女生,他就跑过去把窗关了,问那些女
生你们都冷吧。再回去讲课,你说我感动不感动?这种动作一下子就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如果是一个很中国的道学老学究,他才
不会管你女生冷不冷呢。
梁实秋真是学贯中西,整个《莎士比亚》那么多他都翻译出来,中文也好得不得了。你去看《雅舍小品》,译成英文也很好
。我从小看他的东西,然后在台湾有机会和他接触,梁先生跟我通信很多。我编《读者文摘》中文版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翻译文
章、做注解啊什么的。
我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南方都市报:看你的文章绝对不能想象,你还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是这样商业化的报纸的社长。
董桥:这样最好。一个作家最失败的地方,往往是他没有商业头脑,他没有社会的触觉,那他就很难在作品里有通透的东西
。你被逼着做商业的决定,你要注意报纸的销路,你要关心读者的成分,你要想新闻这样处理的话读者会怎样反应,你要留意这
个新闻可以卖那个不能卖。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处理东西,那你不是就多了很多在书房里完全学不到的东西了吗?你看英国诗人
艾略特,他也要编杂志,要面对市场;伍尔芙嫁给一个开出版社的人,也要管这些东西。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觉得做报纸的好处
,是你接触外界的东西太多了,随时有最新的消息,你跟人、跟生活、跟世界的关系因此非常紧密,天天如此,你就会把一个人
的心灵从一个虚无缥缈的境界里拉到脚踏实地的花园里来。
南方都市报:你的生活这么喧嚣,你的文章却是很安静的感觉。
董桥:假如我把天天要应付的东西都反映在我的文章里,就不会有现在的董桥了。我必须半夜三更回到家里就洗澡,整个洗
掉。然后坐回我的书房里或者坐在阳台上面,慢慢地想,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去。所以基本上我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自己读书
、写作的世界;一个是我要应付报纸啊、社会啊、应付所有的人事问题的世界。两个世界完全不同,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样很好。
南方都市报:金庸年龄跟你也差不多,他现在退休了就读博士,到处拿学位……
董桥:哎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心魔吧。他总是觉得自己的武侠小说不够高贵,不够学术,他要去剑桥牛津去学术一下。其
实他大可不必啦!我以前就整天跟他说,查先生你就坐在那边吧,你都已经是金庸了,你还怎么着,你还求什么。(笑)他总是耿
耿于怀,觉得武侠小说人家看不起,觉得武侠小说不是文学,那简直是开玩笑。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的收藏热?
董桥:不好。有一个好处,我的收藏升值了(笑)。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没有成熟,我现在玩的都是很文人的东
西,在市场上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因为中国的收藏家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多半是暴发户。再过几年,他们收藏的品位成熟了
,可能会专找我这些小东西。比如一个木雕笔筒,你要它包浆,要几十年几百年的人玩在手上,玩到它亮起来,你说多难啊。
南方都市报:如果要你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会怎么概括?
董桥:哈,我是一个很堕落的、老派的遗少。纨绔子弟,就会花钱,就喜欢漂亮东西。我不买名牌,可我穿的东西的料子都
很考究,剪裁也是,意大利的比英国的就好。我穿便装,但一定要舒服,看起来要潇洒,那就是学问了。我也喜欢吃,香港著名
的陆羽茶室,只要进去说董桥要位置就有位置了,反正喜欢精致的生活就是了。
30 aprile 线粒体,我亲爱的朋友们一 我们这个实体,并非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批批越来越复杂的零件逐级顺序组合而成,而是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比如说,在我们细胞内部的线粒体,而严格来讲,就并不属于我们。这些线粒体,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而那些殖民者,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在远古时代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前身,并在其中居留了下来。自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其独特的复制繁衍方式,其 DNA 和 RNA 均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茵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头。 线粒体是我们体内安稳且负责的寓客。我愿意信任它们。但其他一些小动物呢?那些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细胞里的生物,协调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凑合在一起的生物,又是怎样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体、很可能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工作在我细胞之内的默默无闻的小东西,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基因组,如同蚁丘中的蚜虫,都是外来的,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细胞们不再是使我长育成人的纯种的实体。它们是些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 我当然乐于认为,它们是为我工作,它们的每一气息都是为我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细胞,这隶属于它们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倾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 另一方面,为着这个并不完全私有的实体,哪一年哪一天,若倦意漫天不再流连,感到春天和秋天都不必再来了,在跃下楼去之前,是否也该为那些无辜的线粒体们着想一下?^^ 二 不过我想,若真到那一刻,我的线粒体们也都会谅解的,而且很有可能,它们也早就有同样的想法。 那一刻,不仅我的所有的现实感——那些在看透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自己的徒劳的情形下,而不过为着能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刻意保留着的一些的可怜的现实感——都已耗尽;而且另一方面,心力交瘁的同时,身更疲,体更乏,各部分都已透支到顶。我的线粒体朋友们,以及其它最底层的寓客们,损耗实际上最大。断壁残垣破旧不堪,它们只可能比实体的我更绝望;但是何处,才是它们可以痛哭的秦庭? 鱼如果有哭声,在落刀的那一刹那,一定很惨烈。 鱼不哭,并不是不痛。 鱼不哭,不是它的善,而是它的恶:它纵容了人类的暴行——极少有人敢给活鸡拔毛,但人人都可以微笑着为活鱼除鳞。 三 线粒体痛哭的秦庭,如果要追寻的话,比 Y 染色体难。 中国一般的姓氏,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大体上,子承父姓,子也承了父的 Y 染色体。两者相随,世代不息。寻此脉络,追根溯源,泱泱中华谱,可成遗传树。 线粒体属于母系遗传。如果要找,只有上溯到古老的母系氏族,沿着美丽的流域,向上再向上,走过沼泽攀越森林,或许可以抵达三叶虫的故乡。那里是海洋。 贝壳贴近耳朵的一刻,据说可以听到大海在唱歌。或许啊或许,是线粒体复苏的记忆,在接受大海的呼唤。 四 能痛哭能唱歌也算幸福。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不是所有的感觉都能用文字或声音或眼泪来表述。 “我的心里难过的像根面条一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难过呢?不知道。反正像面条一样。 我说不出。凝固不了,也记不住。旋即又会被另一相同且又不同的感觉所淹没。我只有我一人。 而在今夜,我开始明白,不只我一人,我并我孤单,还有我的朋友,替我分忧,替我保留。它们千千万万,我不愁任一愁遗漏。 “线粒体1,你帮我记着,今夜我听到了蛙声。外面晚晴。我并不想家。” 21 aprile 最后一个西关大少“暮色,晚春的落花凝成一出无声无色的默片,没有剧本,不必排练,祇凭 一个飞姿,整座抱恙的愁城顿时激起一串凄美的惊梦。高楼上,悠扬的笙歌还在袅袅诉说殖民时代的离绪,满帘水映照的却已经是开埠以来最揪心的一场瘟疫。残云 过处,那个坠楼人满怀的悲欢都疲累了,轻轻飘散在一块汝窑瓷枕上,像广州南越王墓的那一块,顾不得胭脂的深浅,顾不得别姬的寥落。毕竟是后现代最后一个西 关大少,张国荣注定要在薄纱绣帐的一床幽香中永生,留襟上的酒痕,留不老的绿鬓,留一身六朝沧桑的金粉。” 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在写我最喜欢的影星。 第一次知道张国荣,是在 21st century 英语报上,2003年4月的一期,标题是 Last respects for Cheung。黑白照片上的他,一袭白衣,微侧着坐着,恬静,翩然于尘世,游离于世外,带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清明平和。从未见过如此清秀的人,以及隐见的忧郁。自此深深记住了这个名字。 大一时从室友雯雯那里听到《当爱已成往事》,这是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化不开的清愁,诉不尽的烦忧,却又是那么纯净空灵;一遍遍地播放,在凄长旷凉的京剧 前奏里,在潭水般的幽深流水般的幽静里,我似乎看到歌者独独地唱着,沉浸在越来越浓的回忆里。清凉的烛光随着音乐的旋律在他脸上晃动,烛光照射的范围是那 么狭窄,听众们都在不远的黑暗之中。黑暗中,真实的张国荣站在人群的后面,斜倚在墙上,默默的听着某一个自己把涌动在他心中的音符一 节又一节地表达出来。在音乐的光华里,他苍白的脸色显得那么落寞,他的眼睛清澈地映出点点泪光…… 老是记得《倩女幽魂》里的回眸一笑,总不能忘记那温暖微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岁月的兜兜转转中,才发现每个人也许都曾如哥哥那般寂寞至此。 他的电影,我只完整看过《东邪西毒》,其它的只浅浅看了几张剧照。知道太惨,所以不敢看,不敢去面对《胭脂扣》《霸王别姬》里寒心的眼神。 他的音乐,习惯的不多,感觉还是一些较安静的歌,如《夜半歌声》《千千阙歌》《沉默是金》,更适合某种心情。 人的记忆总是被一些琐碎的片断所纠缠着,摆脱不掉的宿命,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伤痛变会一丝一缕疼痛地浮现。“西关大少”,我最喜欢的作家董桥这样称谓着。十二少,张少公子,就这样层层叠叠地,走入内里、走入中间、走入时光的河流。
临行临别才顿感哀伤的漂亮 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 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 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 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 当风声吹乱你构想 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 ——《千千阙歌》 17 aprile 你还记得吗?这些伴随长大的课文谢冕先生在其随笔《我没有“童年阅读”》中谈到,“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谢冕先生是在“艰难而充满忧患”的生存环境中被剥夺童年阅读的。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稍稍远离红旗长大的我们这一辈而言,虽然时代早已不是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但我们的阅读却并不见得比谢冕先生的童年幸运多少。到今天,印刻在脑海里的阅读记忆,最能轻而易举地跳跃出来的无非是小学语文课本中提供给我们的刘胡兰、邱少云、董存瑞、雷锋等革命英雄的故事,还有朱德的扁担、八角楼的灯光等。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我们近二三十年来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从大体而言之,真可以算得上是伦理教科书,从日常道德生活伦理规范到社会政治伦理规范,样样俱全。比如下面列出的二年级的教程—— 《植物妈妈有办法》是科普性质的文章; 《秋天》、《初冬》、《动物过冬》3篇与时令相关的、稍微带点童趣;
《我要的是葫芦》通过忽视邻居的劝告而使虫子吃坏了小葫芦的故事暗示我们要善于听从长者的忠告 《蓝树叶》是说同学之间要相互关心、帮助; 《小马过河》指出要相信自己、敢于尝试; 《狐狸和乌鸦》是不要相信别人的美言,不要轻易落入别人的陷阱; 《坐井观天》讲的是不要自满自足,要不断地从自己的狭小世界里跳出来,关心外面的大世界; 《骆驼和羊》讲的是既要看到自己的长处,又要看到自己的短处; 《北京》明显地传达的就是要爱北京,爱我们国家的首都,暗示的成分是爱北京就是爱国的基本内容; 《捞月亮》算是真正以童趣为中心的一篇了,全文充满情趣,没有丝毫牵强的伦理意味。 《温暖》讲周总理关心清洁工人,伦理含义:一是对周总理的敬爱,而是乐于做平凡的工作,典型就是环卫工作; 《看企鹅》典型的伦理故事,以小光不讲秩序挤着看企鹅,从反面说明要讲秩序,并以轮流吃食的企鹅为喻,告诫小孩要处处讲秩序; 《狼和小羊》是暗示小学生要警惕以狼为代表凶恶的坏人、敌人; 《画鸡蛋》是讲画家达•芬奇画蛋,告诉学生学习、做事要耐心; 《吃墨水》讲陈毅小时侯的故事,告诉学生一是读书要勤奋,二是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 《补丁》讲艰苦朴素的毛泽东,同样是两层伦理含义:一是要艰苦朴素,二是要热爱领袖、以领袖为榜样; 《美丽的公鸡》讲要谦虚,即使你真的美丽或者成功,都要谦虚。 《难忘的一天》难忘的原因就是邓小平爷爷看了我的计算机演示; 《我是什么》本有点科普性质,讲水,但在后面也渗透了很强伦理暗示成分:人们想出种种办法管住我,让我光做好事,不做坏事; 《清清的溪水》讲的环境保护,不要破坏树林; 《看雪》由台湾的看棉花做成的雪联系到老师在北京的看雪,含义两层:一是认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是要爱首都北京。 《精彩的马戏》本 来伦理色彩不明显,前面都是讲马戏的精彩,但最后一句还是明显地露馅了:“马戏团的叔叔阿姨真有办法,能让动物听从他们的指挥”。让小孩子看马戏,何必一 定要让他们想到马戏团的叔叔阿姨呢?就好象钱钟书说的买鸡蛋何必一定要看母鸡呢?显然这其中隐含的伦理意义就是时刻要想到你的快乐是跟别人的劳动分不开 的;还有一点,那就是马戏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们都“听叔叔阿姨们的话”,隐在的意思就是我们也要听话。
2001版的语文教材与1995年版相比,主要变化就是把以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领袖的伦理榜换成了邓小平,增加了环境保护的内容,强化了北京意识。 共和国小学课本第一课 1951年,新中国出版了第一版中小学教材,《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上面还标注了拼音,政治性强。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教材又有了新的内容。小学第一堂课上拿到崭新的课本,课本的第一页上是一幅毛主席和华主席坐在一起的画。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 76年毛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为了纪念毛主席,小学课文中出现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文章。 80年代,第一篇课文是《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们读书时,就是“安徽黄山杭州西湖龙门石窟黄果树瀑布西安大雁塔桂林七星岩南京中山陵台湾日月潭”的图画了。 周泽雄:一代文学青年的苦出身(节选) 如果说秦牧《艺海拾贝》主要是通过私下阅读的方式被我们接受下来的话,杨朔就不同了,我敢说在那些年里,在中国大陆方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间教室里,到处弥漫着杨朔的道德文章。由于杨朔的文章被大量选进统编教材,又由于杨文在教材里相对显得鹤立鸡群,操着不同方言的语文先生遂不约而同地在课堂上向全中国的娃子眉飞色舞地讲述杨朔的高明所在。挖掘杨文的每一寸意义,体会杨文的每一个结尾,既成了对老师教学能力的检验,也自然成为对学生语文水平乃至道德情操的正当考验。由于杨文的革命境界常常过于高峻,课堂也就相应蒸腾出教堂的意味,语文老师也便有了牧师布道的感觉。这样的气氛,会使我们无视真实的内心感受,只顾无条件地向杨朔投诚。于是,杨朔散文作为一种模式,便在孩子们心里牢固定型下来。相比较而言,秦牧先生的散文不太容易模仿,因为学生们不可能具备秦先生的博学,杨朔就不同了,他笔墨章法上的相对程式化,他提炼中心、升华主题的高度可操作性,学生们若只追求得其形似,竟有点“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感觉。渐渐地,在作文里竭力仿效杨朔,成为学生们自然的冲动。显然,只有学着像杨朔那样写作,你的文章才最有可能得到语文老师的肯定,最有希望在课堂上作为范文得到老师声情并茂的朗读。这样的机会,任何一个对文学有点爱好的少年,都是心向往之的。 作为当年语文老师还算偏爱的一位稚童,我不禁对自己充满悲悯。 概括一下,杨朔对我们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它掀起了一股寻找意义的竞赛。杨朔是发现意义、创造意义的高手,教材中的每一篇杨文,都具有在篇末把境界急剧拔高的能力。比如《香山红叶》中有位老向导,自称在香山这么多年,就没闻到过香味。这事原可以有多种解释,最自然的一种是老汉嗅觉不太灵光,照古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道理也说得通。你猜杨朔怎么着?他竟然发了这么通感慨:“我的老大爷……你的心过去(按:指旧社会)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我当然气得大叫:这算哪门子逻辑?难道1949年以前的中国老百姓都不配有可以闻到香味的鼻子?但当时,在语文老师抑扬顿挫的朗读声中,我们谁不是佩服得死去活来?由于学生们无法像杨朔那样老练地发现并创造意义,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作文里疯狂地杜撰它。记得学完《荔枝蜜》之后,由于杨朔在篇末提到自己“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这下便捅开了马蜂窝,第二天交上来的作文中,竟十有八九写到自己昨晚梦见了某只动物。当然,均为良禽益兽。 千篇一律的杨朔式结尾,实在令人泄气。杨朔登泰山没有欣赏到日出,爬香山没有看到红叶,上蓬莱没有撞见海市蜃楼,在这些常人会视为大虚此行的地方,杨朔都能别具只眼,另出机杼,让文章最终都“如日东升”般红彤彤一大片意义出来:泰山上几位道士种的一小片田,由于属于人民公社,所以杨朔断然认为它比真正的日出还要壮观;香山没看见红叶杨朔也无美中不足之感,因为“那位老向导”乃是“一片更可贵的红叶”;在蓬莱没有目睹海市蜃楼杨朔更无一丝遗憾,因为他自称早已看到了“真正的海市,就是长山列岛”。——说实话,虽然杨朔去过不少地方,也擅长(或热衷)写游记,但世人若都抱着杨朔式的观光态度,旅游业怕是很难得到发展。因为,既然目的在于看看“人民公社”和“翻身道情”的贫苦百姓,我们又何必亲迈双腿爬到南天门上去呢? 没法断言杨朔的“意义”均属虚构,也许这位革命作家的心理构造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但我们也知道,衡量作家是否伟大,不在于他的感情是否高出云表,不在于他是否总能通过自身的伟大来映衬他人的渺小(杨朔有此爱好,他在文章里经常会对“有些同志”的错误想法进行批评,如那种认为没有看到日出是一件遗憾之事的想法),而在于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东西。我得承认,杨朔的感情常常是我无法理解的,不仅当时无法理解,现在更感到十足的莫名其妙。我曾认真思考过那篇《荔枝蜜》,我太疑心那个梦的合理性了。我自命对梦学不算太外行,我认为,人梦见自己变成某种动物并非不可能,但那种动物应该与人的基本体态有一个可比性。除两千年前庄生自称梦过蝴蝶外,这以后人类就没有遇上过此等奇事,所以三岛由纪夫在长篇小说《金阁寺》里,也只能表达一下愿意成为蜜蜂的渴望,并不敢就此当了真。我对梦的理解是:人可以变成猴子、狮子或哪怕一头腌臜的猪,但绝不可能变成昆虫,人类经历了亿万斯年的肢体感觉,将本能地拒绝此种不伦不类的异化。附带提一句,本人曾有过在梦中成为豹子的愉快经历。 即使撇开梦的真伪(这问题还是让精神分析学家去探讨吧),单看杨朔赞美蜜蜂的依据,就颇为可笑。养蜂员告诉杨朔,他没必要为蜜蜂收拾尸体一事而发愁,因为蜜蜂“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地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杨朔听说后“心不禁一颤”,随即眼疾手快地发感想如左:“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且不说蜜蜂们会否同意杨朔为它们发明的意义(蜜蜂酿蜜,当然属于生命的自娱自乐,与人类何干),即使同意(就是说我们卑鄙地假设蜜蜂也和人类一样具有喜欢奉承的脾气),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质疑:生命在走向大限前神秘消失,这是动物世界的集体秘密,即使庞然如非洲大象,做到它也非难事,这也是为什么最优秀的猎人都极少在野外看到动物自然死亡的缘故。如果杨朔想有所感谢,那受谢者要么包括自然界的所有阿猫阿狗,要么干脆赞美冥冥中的造物主。反正,让蜜蜂像中头奖那样单独领受赞美是说不过去的,阿猫阿狗会嚷嚷“这不公平”。何况,杨朔的赞美也太不加节制了,在他的蜜蜂面前,人类将因羞惭而无立足之地。 1980年,一本名叫《金蔷薇: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的书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国内公开出版,拿该书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与秦牧比较,高下立判,这以后,《艺海拾贝》便不太有人愿意提及了。至于杨朔,我怀疑他都抵挡不住《读者文摘》(即现在的《读者》)的第一波冲击。虽然我对秦牧永远抱有感,对杨朔也可说非常敬重(毕竟,他是因无法理解“文革”的暴政而“士可杀不可辱”地在1968年秋天服药自决的,毕竟,他没必要对自己哪些文章被选入教材承担责任,何况,他也写过些较为出色的作品,只是教材编纂者视而不见罢了。我读过他一篇散文《铁骑兵》,与《泰山极顶》之类基本上是两个路数),但既然两位前辈──应该还包括刘白羽,但他的影响要小得多──因历史的原因而事实上植入了一代文学青年的大脑皮层,我在此略加探讨,当然也只是出于尊重历史的目的。由于当时的环境只允许他们的文章存在,一代文学生命的苦出身,相当程度上也只能由他们来决定。 安息吧,尊敬的前辈。请相信,我并没有清算的激情。 (周泽雄《一代文学青年的苦出身》) ******** 所幸的是,到我们读书的九十年代,语文课本中已经只剩下一篇《荔枝蜜》了,不过当年小学四年级的我们,作文确实受到了杨朔先生的影响^^ 《荔枝蜜》最后几段要求背诵,经典那句“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考试中多次遇到默写。我还记得出。。。 天呵,这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鹦鹉!据说,法国有一个地方举行鹦鹉讲话比赛,每一头鹦鹉入场的时候,都讲一句最熟练的话,由裁判员加以评判。 结果有一头鹦鹉讲的话特别受到了赏识,那就是 “天呵,这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鹦鹉!” 呵呵,感觉很好玩,尤其是将它贴到 BBS 某个板上,众里喧哗,独来句这个标题 ^^ 清明上河图,图见游手好闲的无赖小民,徒见国破兴衰(周泽雄:《生命的厚味》节选)
我曾用心观摩过宋张择端名作《清明上河图》,在经常性地对画家的宏伟构思、非凡功力深表钦敬之余,有时也不无困惑。凑近细看那林林总总八百多位画中人的举止声貌,发现其中竟十有八九似为游手好闲的无赖小民,个别还易使人想起《水浒》里那个缠着青面兽杨志的泼皮牛二。正如巴尔扎克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塑造了多少慷慨激昂之士一样,张择端的不凡之处也同样不在于他为我们留下多少值得圈点的伟人,希冀以人物的伟大来折射作者的不同凡响,只能是一种具有原始拜物教孑遗的幼稚幻想。作为一名现实主义画家,张择端不妨只以准确忠实地反映出汴京众生相为己任,而不必另有他求。于是,我们便相当难能地看到了这样一群比《东京梦华录》或宋徽宗题签过的所有文人画都更为真实的祖先:他们或无所事事地在城根袒腹嚼舌,或呆头呆脑地在桥头傻看风景,或旁若无人地在桥下交通要道处呼朋引类,或愣头青十足地在铁匠铺里把弓拽得满满……对画作谛视良久,我们俨然能听到画中人的扰攘喧哗声,如果换一个时空,这类喧哗在我们凶险的文革时期,似乎也是司空见惯的。我极为认真地试图在其中找到某位我们在传统文人画中所熟悉的高人逸士形象,一位吹箫书生,或某个垂钓老叟,然而归于徒劳。我只在画面一角窥见一独自在屋宇内作沉思状的中年人,但他那双投向窗外的眼睛到底是在为形而上问题苦恼还是为形而下的柴米油盐而劳心,则殊费疑猜。与寻常中国文人画的区别在于,张择端的艺术兴趣系乎世相人情,而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型画家则总忘不了在作品里寄托一己的抱负和感慨。由于我无比佩服画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及高超的描摹人物才能,我的失望也就更趋沉重。从《清明上河图》中固然可以看出北宋国都汴京的极度繁华,却仿佛也能窥得大宋朝最终亡于异族之手的底里消息。一群只有十分钟未来的市民,其生命形态之脆薄,较之“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至少还在从事——即使是被迫地从事——与艺术相关的活动。 《礼物》热闹的时节,读一首安静的诗,米沃什的《礼物》,很好。仿佛回到自身,或旁观自身和这个世界——
坏人政治 VS 明主清官西方是“坏人政治”哲学,假定当权者是坏人,为了防止坏人运用权力干坏事,他们发明了一整套制约措施,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中国人是“明主清官”政治理想,相信或希望当官的都是好人。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给当官的又加上了神圣的光环,得出了一个荒谬的推论:先进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一个无比先进的党,这个党的成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个党执政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不可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这个政府的决策也是最好的。 于是出现这样的推论也是自然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反革命。因为我代表党,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际上,贪官有的是,拿不出有效办法,只好采取三种下策: 一是维护“好人政治”哲学,千方百计掩盖罪恶事实,封锁消息; 二是搞好“清官典型”,巩固人民的幻想,也教育官员学好; 三是在问题特别严重时,“杀一儆百”。“清官”难遇,贪官当途。 王亚南的门生孙越生把“好人政治”称为最低层次、最无能的官僚政治。 所有的制度,都应该根据恶来制定的,而不是根据善制定的。根据恶,我们得到一个善的制度;根据善,我们只能得到一个恶的制度。西方人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极有深意。 16 aprile 胡因梦:永远都有八十三种烦恼节选自《存在禅:活出禅的身心体悟》艾兹拉·贝达著,胡因梦译
有位农夫曾经到佛陀跟前倾诉他的烦恼。他告诉佛陀务农的工作有多么困难,无论是雨季或干旱会带来各种问题。他也告诉佛陀虽然他很爱自己的太太,但还是不能忍受她的缺点。同样地,他虽然很爱他的孩子,不过他们仍然无法令他完全满意。他问佛陀这些问题要如何解决。 佛陀答道:“很抱歉,我无法帮助你。” “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是一名伟大的导师吗!”农夫如此斥责佛陀。 佛陀答曰:“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所有的人类都有八十三种烦恼。其中有些烦恼也许偶尔会突然不见了,但很快又会生起其他的烦恼。因此,我们永远都有八十三种烦恼。” 农夫的反应非常愤怒:“那你那一大套的说法又有什么用?” 佛陀答曰:“我的法虽然无法解决这八十三种烦恼,不过也许能舒解第八十四个烦恼。” 农夫问道:“第八十四个烦恼是什么?” 佛陀答曰:“第八十四个烦恼就是我们根本不想有任何烦恼。” 也许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心中埋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以为修行的时间如果够长或自己够努力,烦恼就会消失。这个想法的底端还有一个更深的信念:人生应该是没有痛苦的。虽然这些基本的信念往往会促使我们修行,但修行并不是要为我们带来没有困难的人生。修行的目的乃是要发现我们到底是谁。经由我们的修持,我们和烦恼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变得轻松起来。但身为受限的生命,又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我们永远都会遇到困境。我们永远都有八十三种烦恼。 胡因梦:一本令人震撼的书 恐惧死亡会降低生命的活力,接受死亡,乃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恩宠与勇气,有深意在焉。生命之所以值得,而人之所以高贵,都在恩宠与勇气。 1992年的初春,我和一名美国友人前往加州欧亥(克里希那穆提故居)寻幽访“圣”,途中经过旧金山的香巴拉书店,决定下车买几本好书。 那段时期我的阅读仍局限在灵修的究竟真理,友人向我推荐威尔伯的著作,并买了这本《恩宠与勇气》送我当礼物。我看了看威尔伯凌厉而缺乏空间的眼神,便决定将此书暂时束之高阁。 1994 年11月底洁生出世,产后的第二天我的身体突然瓦解,往后三年我度过了此生第一次的谷底生涯。其原因、过程与微细的体悟,我不打算也无法在这篇序文中详加描述。我只能说谷底就是另一个高峰的起点,因为气血循环不良、失眠、消化缓慢、心跳过快、夜间惊恐以及伴随而来的各种思维与情绪的反应,提供了我观察身心灵链锁关系的绝佳机会,也学会了顺受和纯然的觉知。 三年中我实验过各种另类疗法——针灸、刮痧、放血、草药、中药、断食、生食、精油按摩、磁能治疗与灵疗,最后发现主要的病源出自剖腹生产与右边卵巢的畸胎瘤。因为中药无法化解畸胎瘤,不得已只好选择二度开刀。 就在准备开刀的前十天,我不经意地从书架上取出了《恩宠与勇气》。记忆里,这本书描述的是超个人心理学界的天才肯·威尔伯与罹患乳癌的妻子崔雅·吉兰共同抗癌的心得,我想也许它能帮我面对十天后再度开刀的不确定感。我万万没料到,这本被我束之高阁长达五年的传记,竟然充分印证了我三年谷底经验中对生命的一些深层领悟。 阅读的过程中,我愈来愈意识到此书的重要。它不仅仅是癌症病患的经验谈,更是难得一见身心灵整合治疗、临终关怀与终极解脱的坦直实录。 放眼望去,国内外有关身心的著作通常无法上达灵修的层面,而灵修的教诲又往往略过肉体的现象与心理转化的进阶,即使某些密学导师有能力兼顾身心灵各个层面,其著作仍缺乏人性挣扎过程的微细描述。然而,诚如肯所言,崔雅四十一年的短暂生命,主要的目的就是完成人生情境最残忍的考验(她的肿瘤最后增长到脑部四个,肺部六十个,同时并发了糖尿病、导致左眼失明),她以书信体的方式,巨细靡遗地记录癌症各种主流与另类疗法的疗程、方式、医药名称与她接受治疗后的身心反应;癌症云霄飞车的情绪起伏,夫妻之间面临严重磨难所产生的龃龉、甚至肢体争斗,对这些反应,崔雅赤裸而坦诚地自省与详加叙述,肯也佐以他的观察和剖析。虽然两人在结识前各有十多年的灵修基础,也都有所谓超个人 (Transpersonal)的经验,但为了确保精神的稳定度和透过磨难转化自我的习性,他们广泛地含纳东西方的灵修途径——基督教的宽恕与向神臣服、佛法的内观与深思,以及藏密的自他交换观想和持咒法门;在最混乱艰难的阶段,他们借助心理治疗,帮他们挽回婚姻。总的来看,身心灵的治疗最不重要的反而是肉体的层面,灵性层面的纯然觉知一旦建立,肉身即使几近瓦解,病者的心仍然自在、解脱、愉悦、充满着生命力,甚至有余力慈悲地回馈。 崔雅的“贤内助”肯,早在二十三岁便撰写出《意识光谱》这本长青哲学领域最通达、最广博的著作。到目前为止,他一共出版了十四本巨作,台湾节译过来的只有《心无疆界》(现在心灵工坊又出版了他的《万法简史》)一书。他以惊人的归纳研究能力,综合心理学、心理治疗、神秘体验论与东西方各大宗教的灵修,也统合了哲学、社会学、超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与知识史,等等,形成意识的“大统一场理论”。在这么多纯理性、纯知性的博杂作品中,我看重的却是这本记录真实生命经验的传记。这位现代唯识学的爱因斯坦,以其无比缜密的科学心思,解读了他与灵魂伴侣崔雅之间不可思议的业力轨迹。他为崔雅架构人生的方向,放弃自己的事业,甘心扮演顺从妻子的角色,他从无私的奉献中,真正体会了无我与解脱的第一义谛。 翻译这本书的心情非常错综复杂。早在1997年10月开刀前,这本书已经被张老师文化公司预定为次年的重要出版品。但是着手翻译了五章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非常抗拒这项工作,主要因为心肾不交、脾胃受损,因此一集中用脑,便产生反胃的现象。于是张老师文化公司找到了救急的援手清彦。清彦以惊人的速度初译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内文,我再以三个多月的时间加以细润。进度虽然缓慢,身体虽然不适,但整个过程仍然延续了三年来的自疗。我为崔雅与肯的磨难落泪,也为他们的领悟狂喜,同时更体会到不抗拒、不选择的平等心,就是自我解脱与治疗自己的关键。 注:本文是《恩宠与勇气》(Grace and Grit)一书的译序。 从此你已了无牵挂,尽可去追寻你的理想BRAVEHEART,《勇敢的心》 一个蓝眼睛的小男孩,比天空和湖水更纯澈。而天空已布满阴云,湖水里流淌着杀戮的血污。小小的他就站在这天地和湖水之间。 儿时的大悲大爱,决定终生的不凡。 临刑前,人群里恍兮惚兮她的巧笑倩影,是他对人世间温存的幻象和感应。 他并不是为了她而轰轰烈烈地走下去。但她却是他爱这个世界的原因。 十一种关于疾病的观点(转自: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0&Key=0&BlogID=351212&PostID=9272730) 1.基督教的观点——基本教养派相信疾病基本上是上帝对某种罪恶的惩罚。疾病愈严重,那个罪恶就愈令人难以启齿。 15 aprile 异端者的权利异端者的权利,文字的权利。 为了凑成一篇规定字数的题为《二郎庙记》的文章,所以敢在科举的考场上这样写: 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有树一株,人皆曰树在庙前,余独谓庙在树后,是为记。 为了表达某种不爽,所以董桥敢这样谈论某些人: 那是全岛备战,全岛书香的年代。文人学者的名字香遍校园。我们笑我们校长阎振兴的大名俗气,跟胡适之、苏雪林、梁实秋差远了;政坛要人的名字也漂亮,叶公超、周至柔,彭孟缉,于右任,亦庄亦雅;怎么也想不到今天会冒出李登辉,陈水扁这些老土大红的名字…… 为了劝慰某种信任,某人曾这样改动泰戈尔的诗句: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面前,但你不知道我爱你, 文字的狡黠Canada could have enjoyed English government, French culture and American know-how. Instead it ended up with English know-how, 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ipire, because God wouldn't trust an Englishman in the dark. 一个英国人说大英帝国太阳不落,因为上帝信不过黑暗中的英国人 一听到“文化”,我马上伸手拔枪。 Whenever I hear the word gun, I reach for my culture. 一听到枪这个字,我赶紧掏我的文化。 德国纳粹时期一位党性甚强的剧作家 Hanns Johst 有一句对白说,一听到"文化",我马上伸手拨枪。 一九六零年代,纽约一条街上的一堵墙上出现了一行字,套的正是这句名言:"一听到枪这个字,我赶紧掏我的文化"。 写在人生边上一直很喜欢钱钟书的这个书名;也一直在揣想写在人生边上是哪一种心情。 是惠特曼的这个吗? 我想我能变成动物,和它们为伴,它们是那么恬静那么矜持。
还是董桥的这种? warmth without sloppiness; sharpness and snap without
cruelty; worldlines without vulgarity. 温馨而不伤感;尖锐而不凉薄;入世而不低俗。
还是,林语堂笔下的这样? 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 或者,由于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由于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由于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 相信对读者—— 英国当代作家詹妮.狄丝姬说,“我写的东西,你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对观众—— 剧院着火了;剧院老板冲到台上去,大声叫观众赶快逃命;观众硬是不相信他;他越是大叫观众越是大笑; 他们都说这出笑剧太好玩了!
对学术—— 先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然后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 先把图书馆的参考书放入自己写的书里,然后把自己写的书列入图书馆的参考书里。
对你—— “在我们这个年纪 如果还有人愿意听你讲自己的故事 请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感兴趣 他们只是爱你” 10 aprile 费曼,天才转引自 Eclipse of the Self's blog: “在科学界,如果用天才来形容还活着的同行人士,是一种不成熟的行为,人家会以骂你无知好骗,轻易就相信有谁够格称得上天才。这个词已经被滥用到贬值了,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靠杂志文章被捧为天才,不过杂志流传多久,天才头衔也就只有那么久的时间而已。” 天才的确是个相当重要的词,然而又非常容易被滥用。很容易就能用一篇报道造出一个天才的形象。但这恰恰是可疑的地方。天才绝不单指某种成就,也不非要很年轻,但天才无疑又与成就、年轻这种概念相关。天才应该是光芒四射的,然而那是种什么光? 我相信,除了成就、年龄这些可以直接描述的东西之外,天才还与较难描述的品质关系密切。天才意味着一个人本身,一种满溢出来的东西。天才不仅仅意味着某种成就,还意味成就之外的东西。有些人就认为爱迪生不是天才。反过来,就会有失败的天才。塞尚曾因他的一个朋友如此说他而不悦,那位朋友是个作家(应该是左拉)。 我现在认为费曼是个天才。 “费曼一再拒绝去阅读当前的学术文献,他老挖苦研究生为什么要做一个题目之前都要先去看看别人做到怎样了。他告诉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错过了找到原创答案的机会了。” “柯尔曼:‘我想,要不是因为他(费曼)脑筋转得很快,别人早就把他当作仅有小聪明的怪人了,因为他会花很长时间去研究一个东西,后来才发现是条走不通的死巷。’”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太有原创性反而害了自己,费曼要不是那么聪明,我想他也很可能为了坚持原创性而害了自己。” 阿兰之《论幸福》
转引自 Eclipse of the Self's blog: 《论幸福》摘录: Sun 风雨25年![]() (点此处看放大图片) 25年前的1982年,Scott McNealy、Bechtolsheim、Bill Joy和Vinod Khosla等4名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上学的研究生在美国共同成立了Sun公司,全名Sun Microsystems, Inc.。 从公司成立开始,Sun就提出了“The Network is the computer”(网络就是计算机)这一见解独特,并在广告中宣称:“We are the dot in the .com” (我们就是.com前面的那一个点)。 自1982 年2月正式注册以来,Sun先以工作站的设计制作为业务重点,6个月后开始创收盈利,此后一直致力于发展网络计算技术、产品与服务,并在成立11年后的 1993年出货了第100万台系统。25年间,Sun取得了无数辉煌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业界,不仅在1995年推出了它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和震撼力的产品 “Java”,还凭借Solaris系统为Unix作出了贡献、设计了强大的Sparc服务器处理器、从StarOffice发展而来的开放式 OpenOffice办公软件也是越来越流行。 有趣的是,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Sun公司的名称实际上是英文“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首写字母缩略,中文意为“斯坦福大学网络”,其实跟太阳(Sun)没有任何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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